[组图]《敦煌壁影》背后的悬疑

　　美轮美奂的《敦煌壁影》　　

　　造塔供养　　

　　以身饲虎　　

　　张先生比对大师印章

　　3月23日，《晚报西部》报道了张大千大师临摹的敦煌壁画现身兰州的新闻。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很多读者希望能够充分了解这个重大新闻背后的故事，为此，本报记者又进行了深入采访。

　　一幅敦煌题材的大师遗作，其作者是大千先生已显弥足珍贵，而两位大师共同倾情其间，那么这幅画作有着怎样的背景、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舍身饲虎

　　观瞻《敦煌壁影》，但见方斗之间井然布列有20人、八虎一羊以及山、塔。其中人物，肉色饱满，形容真切;十指纤纤，仿若游丝;衣褶层层，明暗相间……

　　持“宝”人张先生告诉我们，这幅画作所描述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佛教故事，它取材于敦煌第254窟南壁“萨本生”，讲的是古代印度国王有三个儿子，而故事就是围绕那最小的儿子、名为摩诃萨而发生的。

　　一天，三兄弟到山中游玩，发现一只母虎饿得奄奄一息，旁边还有几个小老虎也饿得嗷嗷直叫，三人都很同情但都没有救助的办法。萨想找一些食物给老虎吃，但哥哥告诉他说老虎只吃新鲜血肉，别的东西无济于事，于是萨暗自决定救活老虎。他在返回途中故意走到最后，随后悄悄跑回原地躺在老虎身边，可老虎已饿得咬不动他。他焦急地找到一根木刺，爬到山崖上用木刺刺破喉咙，然后跳下山崖落到老虎身边。母虎和幼虎舔食萨流出的鲜血，渐渐地有了力气，就把他身上的肉吃光了。

　　而萨的哥哥发现三弟不见了，急忙返回寻找，但最终只找到一堆白骨，他们明白这是弟弟为救老虎已经舍身，不胜悲痛之下跑回王宫报告了国王。国王和王后哀伤不已，命人收拾遗骨，造塔供养。

　　“这个故事情节十分曲折离奇，画家把故事的全过程表现在一张方形的画面中：从三兄弟观望到萨 刺项、跳崖，再到伺虎等连贯情节，悲壮但不血腥，悲情氛围浓烈，画面结构紧凑、色彩强烈，在视觉上给人以戏剧效果，是难得的故事画作。”

　　张先生说，这是大千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三年在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古代艺术之后留下的作品，这类作品现在存世极少。

　　大师来过甘肃?还在敦煌待过三年?这是怎么回事呀?

　　面壁敦煌

　　“其实大师来甘肃有很多原因，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

　　在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张大千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其画意境清丽雅逸。徐悲鸿说过“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他才力、学养过人，于山水、人物、花卉、仕女、翎毛无所不擅，特别是在山水画方面具有特殊的贡献：他和当时许多画家担负起对清初盛行的正统派复兴的责任，也就是继承了唐、宋、元画家的传统，使得自乾隆之后衰弱的正统派得到中兴。

　　三十年代，他的艺术更是趋于成熟，工笔写意，俱臻妙境，于齐白石齐名，素有“南张北齐”之称。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很快日寇就占领了北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大千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他拒绝了担任日华艺术画院院长及日伪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职位。1937年四月中旬，张大千被日军软禁。至次年五月中旬才得以逃脱。

　　逃脱日军的掌控后，大千辗转回到四川。

　　1941年，张大千首次前往敦煌，这是他艺术人生的又一大转折：是年3月到1943年6月中旬离开，他以常人所没有的勇气和毅力，风餐露宿，呕心沥血，苦苦面壁，共临摹壁画作品276件。

　　“大师的这些作品，在1943年至1944年间分别在兰州、重庆等地展出，得到著名画家徐悲鸿和黄君壁、著名诗人柳亚子、作家叶圣陶、书法家沈尹默和吴玉如等一大批文艺界、学术界名流的推崇。同时，这些作品中的精华部分被集结出版，编成《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特集》和《敦煌临摹白描集》。”

　　开坛创学

　　“我相信，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在一生的潜意识中蕴藏。蕴藏又变作遗传，下一代的苦旅者又浩浩荡荡。在敦煌，大师带走的几屡线条，为其一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耗时三载，大量临摹了石窟壁画之后，大师将之宣传介绍，使敦煌艺术宝库从此为国人和世界广为瞩目。其间，他不仅考察莫高窟的壁画佛像，还对莫高窟进行了编号，从而成为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一人，为保存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千敦煌之行，主要的收获不仅是276幅临摹壁画，还有他对中国绘画艺术渊源的分析和论证。他博搜详考，记录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不仅如此，在张大千的呼吁和于右任的倡议下，于1943年正式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此开创了中国艺坛上的“敦煌画学”。

　　敦煌之行也是张大千绘画艺术的重大转折点，在饱受千年艺术成就的熏陶之后，大师的画风发生了巨变，甚至影响到他的后半生。从敦煌回来不久，他就创作了一大批风格新颖的作品，如《青绿山水图》、《洗砚图》、《临唐壁画》、《摹北魏画马图》、《采莲图》、《蕉荫仕女》、《舞带当风》等。经过大壁画、大章法结构的洗礼，增强了他日后绘制联屏巨构的雄心和魄力。

　　在敦煌期间，张大千勾勒的许多小画稿，使他的绘画全面迈进另一境地，尤其是在人物画方面。大师在敦煌之后的十余年中，所画人物画，线条古雅优美而精准，白描或工笔重彩皆佳，勾染又独得古法，创作了不少人物画的精品。他的画作从早年的清丽雅逸，一变而为细密华秀。仕女的造型一扫明清的纤弱之气，转变为敦厚浓艳、丰腴健硕;山水画由过去的清新淡泊变为宏大广阔，更加重视渲染，喜用青绿重彩和层峦叠翠的全景式山水构图，丰厚浓重，金碧辉煌;荷花画亦吸收了佛教壁画莲台花精美的造型和流畅的线条特点，给他的“荷花一绝”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

　　敦煌之后，张大千虽然没有在佛画上做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他的高士、仕女画以及山水、花鸟画都有明显的改变与进步。20世纪40年代的国内市场，流散着大量的古代名画，张大千便将目光投向了宋元以前的名迹，由于有了敦煌临摹的根基，张大千很快便能得宋元绘画的精髓，在40年代的后半期，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神秘“文博”

　　“事实上，虽然我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但这幅画作还是有难解之点：其一是大师徐悲鸿是如何书写了题、跋，其二是当代焦墨山水画家张仃先生的印章，为什么留在画中。而其中最让我难解的是，徐悲鸿先生跋中所称的‘文博兄’又是谁呢?”

　　随后张先生告诉我们，上世纪四十年代，徐悲鸿先生正在主持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当时还在重庆举办了画展。

　　1944年因长期过度疲劳，患严重的高血压及慢性肾炎，在中央医院治疗7个月，其作锐减。次年他与蒋碧薇女士离婚，病中仍坚持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还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主张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敦煌壁影》的题、跋是1946年、时年51岁的徐悲鸿书写的，当年1月，他与廖静文女士结婚，还担任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并任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

　　“通过史料，我了解到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张仃先生所留的印章，我想是他曾经收藏过或是鉴赏过，当然这还需要考证。此外这个被徐悲鸿先生称之为‘文博兄’的人，我通过多种途径，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不知道是谁。如果得以考证，《敦煌壁影》这幅遗作的所有内涵就会被解开，它的艺术价值就会全部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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